2022年11月3日更新公務員加薪及相關情況：
今年7月初，特首會同行政會議決定建議今年公務員劃一加薪2.5%，追朔至今年4月1日生效。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蓓茵稱，此加幅是平衡了薪酬調查委員會調查結果的「（薪酬市場）正數」、輕微通脹、公務員訴求及辛勞，與經濟不明朗及政府財赤的等各種因素而成。
根據規程，此加幅會再於薪酬調查委員會中聽取職方回應，再交由行會最後拍板。但按過去常態，這些都是形式上走過場，公務員劃一加薪2.5%應無變卦。
此決定為公務員加薪爭議劃上句號。薪酬調查委員會在今年5月，根據市場調查結果，建議初中高級公務員薪金加幅分別為2.04%、4.55%、7.26%，引起社會譁然，被指「逆市加薪」。尤甚是高級公務員的加幅達7.26%，有人力顧問認為此調查結果「驚人」，葉劉淑儀更表示「震驚」。
現時塵埃落定，而除了公務員外，今年法官和立法會議員亦加薪，加幅及金額如下：
＊ 公務員加薪2.5%，以一名高官月薪約300,000元作例子，加薪後多了7,500元，追溯至今年4月。
＊ 法官加薪2.5%，按現時法官薪金為143,885元至387,400元計算，加薪後每月多了3,600元至9,700元，亦追溯至今年4月。
＊ 立法會議員現時月薪103,130元，再加1,750元，今年10月生效，
●●在公職人員加薪的同時，整體社會出現以下狀況：
★★★最低工資委員會建議把凍結了3年的最低工資，由時薪37.5元增至40元，但消息指，要到明年5月1日才生效。
★★★香港今年首三季連續錄得經濟收縮，GDP分別為負3.9%、負1.3%、負4.5%，外圍經濟環境持續不明朗且存隱憂。
★★★零售業指消費券作用不大，市道沒有起色。
★★★擁有56年歷史的康泰旅行社在近3年疫情打擊下，決定清盤。
★★★在政府各種土地政策及收地建屋的影響下，多種鄉郊工業，包括環保科企喵坊Mil Mill、志記木廠、悅和醬園及德寶雪粒，面臨停業危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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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原文正文，於2022年6月12日上載）
慘烈的第五波疫情剛緩和，但整體疫情未退去，市面民困持續，即傳來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為公務員加薪奠下基礎，這個逆市壯舉帶來甚麼思考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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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年一度為公務員調薪幅度提供參考的薪酬趨勢調查結果，引起了社會爭議，被指調薪指標讓公務員「逆市加薪」。有媒體報道，行政會議已把這個加薪討論抽起不談。
薪酬趨勢調查及所涉公務員薪酬的兩大思考
公務員薪酬及其調整幅度屬於公共政策，當以公共管治的公平性和合理性作為研判準則，本文從良好的公共管治角度出發，檢視這個薪酬趨勢調查方法及其結果的合理性。事實上，其調查方法能否反映市場實況，頗成疑問。
另外，本文同時提出思考——在持續未休的兩年非常疫情環境下，當普羅大眾飽歷失業、減薪、開工不足、企業倒閉、停業、縮減營運等的生計下滑時，對於薪金絲毫無損的高階公共管治人員，是否應該在非常時期，進行非常安排，以體現社會整體共存共榮的群性本質和責任？
薪酬趨勢調查原意是要了解整體人力市場的薪酬水平，每年選取企業以調查其在過去一年（4月2日至翌年4月1日）的薪酬變化狀況，為公務員每年調整薪金提供參考指標，期望公務員調薪幅度跟市場趨勢相一致。
調查方法缺陷一：排拒絕大部分中小企
但調查方法有一重大缺陷——受訪企業甚少中小企，更沒有任何一家服務業中小企納入其中，以較大型機構為主，這跟香港以中小企為骨幹的經濟結構背道而馳。
今年選取的111間參與調查的公司共128,929名僱員（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發放會議結果資料），公司以規模大小分為兩類：
- 規模較小公司：僱用50至99人，佔25%
- 規模較大公司：僱用100人或以上，佔75%。
這就是問題關鍵——僱用50人以下的公司，一向不納入薪酬趨勢調查之中。但是，香港絕大部分的中小企都是50人以下；而香港的企業總數中，又絕大部分是中小企，佔了98%以上，接近35萬家。
那就是說，調查所涵蓋的企業中，中小企甚少，與香港的經濟結構相悖。那麼，調查結果會否只反映大機構狀況？有多少代表性？
以下再詳述數據說明上述情況。在香港，中小企有官方定義，就是「聘用少於100名員工的製造業公司和聘用少於50名員工的非製造業公司」（工業貿易署中小企業支援與諮詢中心數據，本文有關中小企的數據來源相同），這裏把中小企分成兩類：「製造業公司」和「非製造業公司」。眾所周知，香港自1980年代已由亞洲製造業中心，逐漸轉型至今天以服務業為主的金融中心，因此，屬中小企的「製造業公司」數目，今天只是極小比例，佔中小企總數約2.2%（共7,807家）。而第二類的「非製造業公司」，除了極小比例的1,680家（0.5%）採礦採石、電力和燃氣供應、廢棄物管理及建築地盤企業外，其餘絕大部分（339,941家，97.3%）是服務業中小企，並全是50人以下，卻沒有被納入薪酬調查之中。
這個數目和比例均龐大、但又沒有接受薪酬調查的服務業中小企群體，是香港經濟的主力軍，僱員人數過百萬（1,160,799人），佔全港中小企員工總數的95%，佔全港總就業人數（公務員除外）近40%。
可見，調查是否能反映香港經濟的主流狀況？
調查方法缺陷二：沒有計算整體經濟民生崩塌狀況
另一個重大疑問是，過去兩年至今，社會各行業生計幾乎全方位塌陷。長期的限聚措施、各地封城及中國大陸堅持清零政策等，令多個主要行業受重創，包括旅遊、酒店、食肆、零售、貿易及批發、運輸倉庫、消閒業（如戲院、卡拉OK店、演藝），企業倒閉、停業、裁員、減薪潮持續不休。本文落筆之時，雖然慘烈的第五波疫情剛緩和，卻傳來有29年歷史的連鎖零食店「優の良品」全線結業，而疫下消費連鎖店相繼全線結業的，已經浪接浪，如有UA戲院、許留山甜品店、健身中心Goji Studios及Fitness First等，更不用說各區均有非連鎖的小型店舖執笠。
各行業的慘況包括了重災區的餐飲和旅遊業。業內曾估計約有200至300家食肆結業，1,200家曾停業；另約100間中小型旅行社倒閉，停薪留職及裁員潮普遍；有調查指逾25%受訪中小企只能部分運營、暫時停運或永久關閉。最新數字顯示，2022年4月的企業強制清盤呈請共68宗，按年增1倍，按月飆升8.71倍，為自2009年5月以來最高。
已經結業的公司，當然沒有反映在薪酬調查之中；而大量減薪裁員的公司若屬服務業中小企，就必然不在調查之列。那就是，調查沒有反映普遍存在的企業收縮情況，沒有計算整體經濟民生崩塌的因素。
最新企業清盤及個人破產數字倍增
企業淌血，僱員自然哀鴻遍野——最新（2022年4月）的失業人數回升至20萬6千人，較疫前的2019年全年多了9萬人。2022年4月的個人破產呈請有930宗，按年升45.31%，按月急升6.15倍，創2020年5月以來新高。
在這種經濟陰霾下，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公佈的調查結果，竟然是指過去一年市場的薪酬趨勢在初、中及高級僱員均有增加，作為今年公務員加薪幅度的指標，扣除了公務員遞增薪額，初中高級公務員的加薪幅度指標分別為2.04%、4.55%、7.26%。
高級公務員薪酬加幅指標逆市創新高 vs 最低工資凍結3年
這結果引起了社會譁然，被指「逆市加薪」，尤其高級公務員的加幅指標達7.26%，高得前所未有。建制鐵粉、行政會議成員葉劉淑儀更曾對此加幅之高表示震驚。如果成事，以一名月薪74,000多元的高級行政主任，可加薪至近80,000元，即高級公務員坐底可多約5,000元月薪。
但與此同時，香港的最低工資卻連續3年凍薪，維持於2019年的時薪37.5元水平。基層勞工、散工如清潔工、保安員等節衣縮食，有人一個麪包頂一日。
連老牌公務員工會「華員會」，其會長利葵燕都指，薪酬調查結果的參考價值不大，因為疫情下的經濟嚴重扭曲，調查涵蓋的是包括金融、保險、專業、電訊及公共事業等受疫情影響較少的私人公司，沒有包含失業、半薪、開工不足及停薪等情況，故只建議公務員按通脹加薪，不跟隨調查結果，免起爭議分化社會。
領取天文數字月薪的最高階官員疫下社會責任為何？
由於公務員過去兩年都凍薪，如果今年按通脹加薪，以維持購買力，相對而言理據不算荒謬，但對於領取天文數字薪金、月入居世界同行前列的最高層管治人員，包括特首、首長級公務員、政治任命官員等，購買力已經超強——例如三司司長及政策局局長月薪逾30萬元，特首42萬3,400元，金額僅次於新加坡而冠絶全球（參看另文），就不單不應加薪，還應減薪至少三成，再把金額注入一新設的「非常時期社會財富共享基金」，援助個別飯碗不繼者及重傷企業，直至疫情完全消失。這是要體現社會整體共存共生的群性本質和責任。
眼前的現狀是，疫情遠未過去，近日香港染疫數目回升，世界衛生組織亦預期結束疫情存在困難，因此香港經濟崩塌、民生艱困未有結束的苗頭。當社會裏負責生產創富的私營部門遍體鱗傷、流血未止的時候，從他們口袋裏拿取薪水的高階管治者（沒有參與社會生產和創富的人），為何仍然可以絲毫無損地領取天文數字月薪的公帑財富，而且還要按通脹加薪取得更多？如果社會是由一群人共生共存地組成，為何某些持份者（stakeholders）可以獲取天文比例高的社會財富回報，但同一時間卻有大批持份者捉襟見肘？背後理據為何？
「瘦上援下」為社會紓困的外國例子不少
事實上，為了穩住人才和確保公共行政質素，公務員過去甚少受到社會災禍拖累減薪，有的是2002-04年及2009年兩次，分別因九七金融風暴餘波兼SARS疫情，以及美國雷曼債券爆破引發金融海嘯所致，但今次武漢肺炎疫情對經濟民生的打擊遠為嚴重，而公務員卻能安居避風塘，過去兩年只是凍薪，沒有減薪。
公務員維持社會良好運作，必須有穩定而具吸引力的薪酬，才可留住人才，不輕易跟隨社會經濟變化而減薪，可以理解。但月薪30萬以上的高官，面對著流血未止的民生、凍結4年的最低工資37.5元水平、預期仍會持續的疫情、本地和世界政局動盪將帶來更多的經濟隱憂，如果仍穩取高薪，枉談與民共渡時艱。
高官減薪再將財富轉移到有需要者的「瘦上援下」專款形式紓困，已在南韓實行過。2020年疫初，南韓總統、統理、副部長級以上的高級公務員均減薪三成，為期四個月，然後把款項撥予受疫情嚴重打擊的國民。
這個「瘦上援下」的公共財富再分配建議，類近一些國家實行的「無條件基本收入」（Universal Basic Income）制度，在西方源起於多個世紀之前、一直多有討論，並有國家以不同形式實踐。這是全民無條件地獲得政府每月發放一筆基本金額，作為最低保障。措施的優劣一直論辯不絶，其中令這個措施冒起的一個背景是，科技迅速發展取代了許多人手工作，令西方社會失業嚴重，遂提出並實踐這種廣派基本收入的方法。過去兩年出現全球世紀疫情，此措施的討論和實踐轉趨熾熱，疫下失業嚴重，平民收入減少，若干國家的政府以此措施穩住一般人的消費力，就能維持經濟運轉，不致經濟崩盤。
作為社會人，追隨森林定律呢，還是群性理想呢？
公務員薪酬是公共管治的一個重要課題，涉及到良政善治、問責、社會公平等議題。當普羅大眾仍在未見底的疫情下水深火熱時，月薪絲毫無損的高階公共管治人員，是否應該在非常時期，進行非常安排，以體現社會整體共存共生的群性本質和責任？
如果我們承認人在社會中是互相依存，人的存活有著群性的本質，那我們要遵循的，是強者掠奪、權者為王的森林定律呢？還是追求分工協作、共存共榮的群性理想呢？
（全文完）
